编者按：
随着拜登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份年度预算出台，各种打着批评、建议旗号的哭穷文章铺天盖地，其中尤以美军各军兵种为甚，一二三四等人轮番上阵讨价还价，国会内部的相关利益人士也都赤膊上阵。
其实这种“美式西洋镜”每年都要上演。套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子弹飞》里的名句：恰饭么，不寒碜。不过今年大家的表演格外卖力，碰瓷中国格外不要FACE，因为竞争确实太激烈了。拜登虽然没有大幅压缩国防领域的预算，但也不像大富翁特朗普那样豪爽。精打细算之下，为了保住一些事关大国竞争的“核心项目”，难免有些地方就照顾不到。这其中，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一些计划可能就成了“牺牲品”，引得美国国会内部的重磅机构——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三位大佬在公开媒体上联名进谏，很有些“炮打白宫”的汹汹气势。
虽然这篇文章的内容本身乏善可陈，无非是那套老掉牙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可能落后论”的美式八股，但是其反映出的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战略动向信号，还是值得我们读一读的。
最近几周，亚洲大国长征5号B火箭残骸“失控”坠入大气层的问题备受关注。然而，在对这次着陆的报道中缺少了更广泛的背景：坠落的推进器是亚洲大国空间站核心舱成功绕轨道运行的结果。核心舱预计将于明年年底完成。因此，这是中国日益重视太空的一个明显迹象。
这些雄心壮志的其他迹象比比皆是。亚洲大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二个实现可交互探测器登陆火星的国家，巩固了其作为主要航天大国的地位。其地位几乎与美国持平。近年来，亚洲大国在民用航天探索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发展了对美国空间资产构成重大威胁的反太空武器。
这些步骤是明确战略的一部分。到2045年，亚洲大国寻求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航天强国，到本世纪中叶，亚洲大国的目标是发展一个有可能每年创造10万亿美元价值的地月空间经济区。据估计，目前亚洲大国每年的空间支出总额在80亿至110亿美元之间，但亚洲大国以不透明著称的空间和国防预算使得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答案令人担忧，因为亚洲大国的行动正日益挑战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军事和民用航天资金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太空主导地位的衰退。目前，美国根本没有为太空计划提供与其承诺或重要性相称的资金。
事情过去不是这样的。在冷战期间创业项目，太空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重要战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太空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这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对太空计划的资金投入仍然是后知后觉。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太空投资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并使许多经济部门和关键的国家安全能力得以实现，而新兴的太空经济（目前是一个3850亿美元的部门）在未来几十年的价值预计将超过1万亿美元。
但美国要从这一新兴的太空经济中获益，并与亚洲大国竞争，就需要更多的投资。尽管最近的举措（如建立太空部队和美国宇航局的阿尔忒弥斯计划）给人一种健康预算的假象，但实际上，美国政府的总体空间资金仍然严重不足。正如我们在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详细讨论的那样，太空资助目前面临着几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首先，联邦政府的总体太空资金尚未从冻结中恢复，并继续低于冷战时期的水平。在冻结之前，从2000年到2012年，总体的太空经费从未低于联邦预算的1.3%。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总体太空经费通常占联邦预算的2%左右。相比之下，今天这个数字只有0.75%。
第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冻结后的太空经费一直持平，仍低于冷战时期的水平。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宇航局的太空计划经费一直徘徊在联邦预算的1%左右。在冻结之后，美国宇航局的太空经费一直保持在联邦预算的0.47%到0.49%之间。
第三，即使建立了太空部队，国防部的太空资金也低于冻结前和冷战时期的水平。冷战期间，国防部的太空经费一直占联邦预算的1%左右。而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国防部的太空经费持续保持在联邦预算的0.72%以上。然而，今天，国防部的太空资金仍然远远低于这些水平，甚至已经低于1990年代的水平，当时美国是无可争议的全球超级大国。
最令人不安的是，太空部队的科技经费落后于其他军事部门。在2021财年154亿美元的太空部队总预算中，科技经费仅占0.9%（1.309亿美元），远低于其他军种和前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工智能主席）埃里克·施密特为美国国防部推荐的3.4%的基准。此外，美国空军科技部门的资金并没有优先考虑太空。在空军2021财年预算中，太空科技只占0.1%。而空军科技部门的总预算在空军2021财年预算中占比为1.6%。
令人震惊的是，国防部缺乏专门的基础性太空研究项目。尽管有明显的需求，太空部队是唯一一个预算中没有专项基础研究经费的军事部门。国防部的预算还包括其他与太空相关的科技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不完全属于太空项目不寒碜，所以很难对其进行跟踪和核算。
解决这些挑战的办法很简单。国会需要在与冷战时期相称的水平上为美国宇航局和国防部的总体空间活动提供资金。国会需要确保至少有3.4%的太空部队预算用于科技，并且要求太空部队有自己的基础性研究经费。国会还应要求对国防部空间科技计划进行适当和综合的核算。此外，为了更好地评估美国在太空领域的竞争地位不寒碜，国会需要对亚洲大国的民用和军用太空开支进行正式的国家情报估算。
底线是明确的：与太空相关的支出不应被视为一张账单，而应被视为一种产生有形回报的投资。如果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将空间作为优先考虑的先期投入，那么中国很可能会让我们稍后为此付出大量代价。
安东尼·因佩拉托是华盛顿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研究员。
彼得·加勒特森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国防研究高级研究员。
理查德·哈里森是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执行副主席和国防技术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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