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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将毛主席对亡妻革命烈士杨开慧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期间流露的感情真挚令人动容，所以一经发表就被全国上下传唱。
然而在所有人都热烈追捧这首诗时，彼时身在台湾的文学大家胡适却站出来痛批：“没有一句通的！”
毛主席和胡适之间有什么“是非恩怨”吗？为何胡适会给毛主席这首公认上佳的词作如此低的评价呢？
毛主席：他是我的榜样
1936年的时候，毛主席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并不避讳曾经和胡适之间的关系，讲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他当即表示：“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陈独秀主编起《新青年》，一下就给当时的中国扔出了一颗惊天大雷，《新青年》在青年学生中的传唱度非常高，尤其是在蔡元培校长的邀请下，陈独秀把《新青年》搬到了北大后，更是将新文化运动的风气吹向了全国每个角落。
毛主席当时还在湖南师范学校学习，他被《新青年》振奋了心神，看着胡适和陈独秀发表的文章，他深感国之有望，十分推崇他们“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思想”的主张，甚至还由此引发了诸多见解，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胡适是陈独秀专门从国外请回来的人才，年纪不大的他只比毛主席大上两岁，但与陈独秀神交已久的他因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论》就被其引为大才，向蔡公极力推荐他来北大教书。
当时的胡适还在攻读博士学位，陈独秀害怕人才旁落，几次写信催促他赶紧回国。留学归来的胡适直接就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在一众老教授中显得极为突出，但他凭借自身出色的才学足以胜任文科教授的位置。
1918年，在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下，毛主席进入了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也是在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他在这里认识了正做着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先生，思想上也有了更多的启发。
大钊先生建议他去听一听各个教授的课，也能有更多的收获，而且新青年就在北大，早就对新青年推崇至极的毛主席不免定是要去拜见诸位先生的，大钊先生的提议正戳他心窝。
毛主席对于年轻的胡适极为敬佩，空闲的时候总是去旁听他的课，也通过杨昌济的关系去向他讨教，对于这位老师极为敬重。
当时国内军阀混战，许多有识之士都在竭力寻求一条救国之路，大钊先生贴近民众，愈加觉得陈独秀“三十年不谈政治”的口号完全行不通，在某些方面上，他和毛主席是有着相同的见解的。
毛主席还在湖南上学的时候，他就经常实地去做调查，有很多想法一直找不到头绪，与诸多前辈们聊过之后，毛主席放弃了赴法勤工俭学，远水救不了近火，他决定留在国内切实地了解国情民情，研究国内问题根源。
当时胡适也极为支持毛主席的想法，毛主席回到湖南就创办了报刊《湘江评论》，但当时仅仅是一介学生的毛主席没有什么知名度，所以这些文章的热度不温不火。
胡适得知这件事后，就主动在《每周评论》上cue《湘江评论》，对毛主席表示赞赏给他引流宣传，《湘江评论》这才开始传播起来，有了一定影响。
两人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主席跟胡适之间亦师亦友，虽然交往不是很深，但关系也是亲密的，然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最后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杨开慧烈士是毛主席老师杨昌济的女儿，两人虽然相差八岁，但能走到一起也是因为新文化之风的鼓动，不作俗人之举就结为了互通心意的夫妻。
他们有着相同的革命理想，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杨开慧帮助毛主席一起发展党组织，农民运动、秋收起义搞得有声有色创业项目，他们也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白色恐怖使得他们不得不分开，杨开慧独自带着三个孩子，最小的毛岸龙才刚出生没多久，尽管他们转入地下秘密工作，杨开慧还是在看望孩子的路上被抓了，就连毛岸英也没放过。
敌人用酷刑虐待她，让她说出关于党的情报，她怒声回怼：“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想要我顺从你们的想法，做梦！”敌人又用引诱她：“只要你发表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关系，你和你的孩子都可以离开这里。”
杨开慧曾经那么欢喜，刚巧她爱的人也爱她，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面对敌人的计谋，杨开慧坚决地回答道：“我死不足惜，唯愿润之的事业早日成功！要我同他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最后年仅29岁的杨开慧在敌人的折磨下，为了革命事业而壮烈牺牲，至死不愿意抹黑毛主席，无奈留下嗷嗷待哺的三个儿子颠沛流离，对于亡妻的离去，毛主席始终怀抱着极大的愧疚：“杨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主席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个李淑一跟杨开慧就是闺中好友，两人有着相同的年龄，相似的家庭背景，李淑一的丈夫也是毛主席的好友柳直荀，他们是通过毛主席和杨开慧的介绍下走在一起的。
杨开慧牺牲后两年，柳直荀也不幸遇害了，李淑一悲痛欲绝，常常梦见丈夫，流不尽的泪水浸湿枕头，让每个辗转难眠的夜晚都变得极为难熬。
所以毛主席写的这首诗是在安慰李淑一神交已久，何尝不是在安慰自己呢，那个年代的感情多么可贵，尤其是这样携手并进，并肩作战的感情，毛主席也忘不掉自己亲爱的革命战友和妻子。
我失骄杨君失柳，我失去了杨开慧，你失去了柳直荀，我们何尝不是一样的痛苦，都失去了最好的革命伴侣和好友，我们对他们的思念没有一天是减少的，但只有让中国变成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我们才能算是没辜负了他们！
而且这首诗也不仅仅只是在悼念杨开慧和柳直荀神交已久，为了新中国的未来，为了革命的胜利，多少同志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毛主席更多的也是在缅怀所有的革命烈士！
受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响，毛岸英最后也选择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为祖国而牺牲，毛主席的家人诸多都是为了祖国而奉献了己身，作为和李淑一一样失去了亲人的烈士亲属，毛主席承受的悲痛并不少。
毛主席将一腔真挚的感情付诸于诗中，然而却遭到了胡适的差评。
“小家子气”暴露无疑
胡适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儒家思想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一直在他的脑子里相互碰撞，也早就了他有些偏执的性子，他认定了一个事情，就基本上不会改变。
当初陈独秀说“三十年不谈政治”，说到胡适心坎里了，所以胡适一直对此极为信奉，后来大钊先生说行不通，用现实打醒了陈独秀，胡适变得别扭起来，他不懂为什么陈独秀变了。
胡适始终不认同共产主义理论，死守着自己学的那套思想，一直到1948年末，北平解放在即，这时候正在担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仍旧执迷不悟。
毛主席始终对胡适抱着宽容的心态，努力劝说胡适，积极争取他的理解，希望他可以留下来，继续担任北大校长以及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
然而胡适的固执已经深入骨髓，他毫不犹豫地乘机匆匆离开了北平，又从南京逃到了台湾，去给国民党政府工作，始终不愿意听一句毛主席的肺腑之言。
对于毛主席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作，胡适写下了极其负面的差评，文学底蕴极高的他做出的评价真的才是对的吗？只有他是清醒的？难道不是刻意抹黑？
从胡适批的“没有一句通的！”来看，他批判的重心心就是在于词的韵脚，虽然胡适一直很提倡写白话文，但他也是精通古代文学的，蝶恋花这一词牌却要求同调同韵，说这诗词压的韵脚不通也没有错。
而且胡适也相当严谨，他不是以片面的研究来断定，他担心湖南方言是有这样押韵的，所以专门请教了著名大家赵元任来鉴定，得到了“湖南也无此通韵法”的意见，所以胡适的批判也有道理。
然而这首诗依旧被诸多人追捧传唱，难道真的其他人都没有一个发现押韵的问题吗？而且毛主席精通格律，真会犯这样的“错误”吗？
实际上毛主席在写完词后，在下面批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其实，毛主席这首词作的写法在诗词学中叫“破韵”，是为了表达诗词意蕴，故意不押韵。
在诸多著名的古代诗人的诗词创作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许多破韵技巧的体现，为的就是不受约束地完整表达出词意。
诗词创作最重要的不就是意境吗？“不以律害意”就是诗词大家才有的手笔，胡适其实也知道有这样一回事，但他只顾着批判：“太肉麻了，没有一句通的。”
胡适早已不是从纯粹文学评论的角度来看毛主席的诗作了，而是很显然的“鸡蛋里挑骨头”，他单单只说了这首词的一方面，却不说另一方面，就已经表明了他的用意，也让人看到了他的格局太小。
毛主席的词作能够被诸多人推崇和喜爱，不是因为那些文人在意的那些锱铢必较，而是他极为磅礴宏大的境界格局，而是他挥斥方遒的气概。
胡适针对毛主席的评论无非是一叶障目罢了，颇有些“小家子气”。
然而毛主席从来没有将胡适的这些小动作放在心上，对于胡适他总是客观地评价：“他是有功劳的，他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
这就是一代伟人令人叹服的胸襟气度和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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